十年回顧《巴黎協定》：轉型方向已確立，但終點仍然有段距離

距離 2015 年《巴黎氣候協定》通過已滿 10 年，作為全球首個、也是目前唯一一個針對溫室氣體減排所建立的全球性協議，《巴黎協定》一路走來始終伴隨高度爭議。

外界經常聚焦其不足與落空之處，但若從能源結構、投資流向與政策語言的轉變來看，這份協議確實影響了全球氣候與能源治理的方向。

過去 10 年間，全球能源體系出現明顯變化，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快速擴張、潔淨能源投資規模超越化石燃料，電動車也逐漸成為主流選項，這些轉變未必完全符合《巴黎協定》設定的升溫控制目標，但已為各國經濟與能源政策劃出一條難以逆轉的路徑。

再生能源與電動化成為主軸

從數據來看，去年全球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年增約 15%，占所有新增發電容量的九成以上，潔淨能源投資金額突破 2 兆美元，約為化石燃料投資的兩倍。在運輸部門，電動車已占全球新車銷售量約五分之一，成為減碳政策中最具象徵性的成果之一。

在電力結構方面，中國與印度的低碳發電裝置容量已超過一半，多數已開發國家的碳排放趨勢也開始向下。

這些變化，讓曾任法國外交官、同時也是《巴黎協定》主要擬定者之一，現任 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（歐洲氣候基金會）執行長的 Laurence Tubiana 直言：「《巴黎協定》已啟動一場邁向潔淨能源的轉變，如今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忽視。」

政策語言與市場規則的重塑

是否沒有《巴黎協定》，這些轉變仍會發生？氣候智庫 Climate Analytics 執行長 Bill Hare 的答案是否定的，他指出：「1.5°C 的升溫上限與淨零目標，已重新塑造政策、金融、訴訟與產業規則，協助改寫國家、市場與制度的運作方式。」

這些關鍵詞，過去在國際談判中幾乎不存在，如今卻成為各國能源與產業政策的共同語言。

英國能源大臣 Ed Miliband 也以對照方式評價巴黎峰會的影響，他指出在協議之前，全球升溫路徑一度指向超過 4°C，並說道：「那將是災難性的升溫幅度」。

巴黎協定後，預測值降至 3°C，2021 年格拉斯哥舉行的 COP26 再次確認 1.5°C 目標後，升溫預測降至約 2.8°C，若各國現行承諾全數兌現，目前預測約為 2.5°C。

Miliband 也坦言：「我們確實有所進展，但這仍遠遠低於當年在巴黎所達成的共識，要讓 193 個國家在經濟結構、社會樣貌與能源系統走向這些根本問題上取得一致，本來就極其困難。」

政治反覆與全球信任裂痕

但《巴黎協定》推動過程並非線性前進。

2016 年美國總統川普（Donald Trump）當選後，美國於 2017 年退出《巴黎協定》，對國際氣候合作造成首波衝擊，而今年川普重返白宮後，再次退出，同時以高關稅政策引發全球貿易動盪，也為氣候合作增添不確定性。

雖然美國首次退出並未引發其他國家跟進，但外界普遍認為，這段期間中國碳排放再度快速上升，間接削弱了全球氣候行動的政治動能。2015 年前後，中國排放量一度接近高峰，但 2017 年後燃煤發電擴張，去年碳排放升至約 123 億噸。

中國排放反彈的多重解讀

北京的經濟決策向來不透明，對排放反彈原因仍存在分歧。

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（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）中國氣候中心主任李碩認為，當時政策重心回到傳統刺激手段，他說：「那是房地產，是建築，是鋼鐵、水泥，現在已經不同了。」

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白宮氣候顧問的 Paul Bledsoe 則直言，這段歷史對美國國內氣候論述造成傷害：「在巴黎（指《巴黎協定》）之後，中國展開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燃煤電廠興建潮，他們大舉投入煤電，其他國家只能期待這股趨勢退燒，這讓所有人都更加憤世嫉俗。」

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師 Lauri Myllyvirta 則將 2017 年後的排放上升，部分歸因於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，他指出，這是「中國整體經濟政策的調整、對關稅的回應，以及再次強化房地產作為成長引擎」所交織的結果。

從承諾到落地，巴黎協定後半場的現實考題

回顧過去 10 年，《巴黎協定》既展現出改變能源體系的力量，也暴露出國際政治高度不穩定的現實。

如果說前述 10 年的《巴黎協定》是一場「方向已確立、速度仍不足」的轉型，那麼接下來這一段，恐怕才是真正考驗全球能源與氣候治理能力的關鍵期。從數據面來看，制度與市場訊號其實已經相當清楚，但落差同樣明顯。

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（UNEP）2023 年發布的《Emissions Gap Report》，即便各國完整履行目前提出的國家自定貢獻（NDC），本世紀末全球升溫仍可能落在約 2.5 至 2.9°C 區間，與《巴黎協定》設定的 1.5°C 目標仍存在顯著差距。筆者認為：這並非「方向錯誤」，而是「力道不足」的問題。

從能源結構來看，國際能源總署（IEA）在《World Energy Outlook 2023》中已明確指出，全球化石燃料需求最快可能在 2030 年前後達到高峰，太陽能、風電與儲能技術成本持續下降，已讓再生能源在多數地區成為最具成本競爭力的新電源選項。

不過，IEA 也同時警告，現行投資規模與電網、儲能、跨區調度等基礎設施建設速度，仍不足以支撐快速退場煤電與天然氣，這種「發電端進步很快、系統端跟不上」的結構性瓶頸，正是未來十年能源轉型的核心風險之一。

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，是地緣政治與產業政策。

美國的《通膨削減法案》（IRA）曾以巨額補貼推動潔淨能源，但隨著美國總統川普（Donald Trump）的上任，IRA 如今已經進入「逐步退場」或「實質終止」階段，包含終止 7,500 美元的電動車稅收減免，以及逐步刪去風電與太陽能補貼。甚至近日在油耗政策上的鬆綁，可能都會使美國這個全球前幾大經濟體，逐步朝化石能源走去。

• 延伸閱讀：川普新一波的油耗鬆綁，恐讓美國車市迎來更高油費與電動化倒退

而歐洲方面，情勢也不見好轉，先前的「燃油車禁令」也在車廠與銷量的壓力下逐步刪改。

原本歐盟（EU）的政策，是到 2035 年後禁售任何形式的燃油車輛，包括純燃油與油電車，但電動車推行多個年頭過去，車廠並不見大批消費者油轉電，而是負擔更多成本在研發電動車相關技術上，因此在今年 12 月 16 日，歐盟撤回了燃油車禁令，調整成「有條件允續販售燃油車」。

• 延伸閱讀：歐盟調整 2035 年汽車電動化路線，燃油車禁令鬆綁、電動車推動策略同步轉向

這些政治、產業因素，大幅度地影響了能源轉型的力道。

再者，是經濟層面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（IMF）多次指出，若先進經濟體無法兌現氣候融資承諾，全球氣候治理的信任基礎將持續流失，這正是近年多邊氣候談判屢屢陷入僵局的結構性原因。

回過頭來看《巴黎協定》的真正意義，或許不在於它是否「成功把全球拉回 1.5°C」，而在於它是否已不可逆地改變了能源與經濟決策的預設前提。

過去，減碳常被視為環保議題，如今它已是能源安全、產業競爭力與金融風險管理的一部分。IPCC 第六次評估報告（AR6）已反覆強調，延遲行動的成本，遠高於立即轉型的代價。

最終的問題在於，政治體系是否有能力承受短期調整帶來的衝擊，並將轉型視為結構調整，而非單一政策選項。

站在 2025 年往回看，《巴黎協定》確實沒有兌現當年最理想化的期待，但它已成功讓「不減碳」成為需要被辯護的立場，而非理所當然的選擇。

接下來 10 年，全球真正的分水嶺，將不再是目標寫得多漂亮，而是誰能把再生能源、電網、儲能與產業轉型，落實為可持續運作的經濟系統。這場轉型已經開始，但是終點在哪裡，可能不僅僅是控制在 1.5°C 的升溫，而是在政治、經濟層面，再生能源得到應有的支持與守護，並且達到大規模商轉的獲利模式。

核稿編輯：Sisle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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